林吉洋是来自台湾的社区工作人员。2012年下半年,他作为台湾浩然基金会选派的志愿者,来到北京一家NGO工作。刚到北京没几个月,他就联系拜访《汉声》杂志北京办公室,他说:“《汉声》是我的童年,也是我对黄土高原想象的起点。”

《汉声》是一系列记录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主题书,创办至今已有44年。《汉声》采编团队总是行走在各地的偏远山村,采用田野调查与图片摄影并陈的手法,记录那些行将消逝的民俗文化。2012年,《汉声》曾出版一套共9本苏州风物志《水八仙》,前后历时两年半,采编人员先后到访苏州20余次,记录了莼菜、茭白等8种生长在苏州的水生植物,还有一本是“检讨”,水八仙何去何从—水八仙已经是苏州人生活中渐行渐远的植物了,既然要做苏州,为何不做名甲天下的苏州园林?《汉声》大陆区负责人林淑丽在一次演讲中道出了答案:“我们在中国走了很多地方,看到土地变成工业园区,湿地人住到20层楼了,他要去种地,要从20层楼下来,和几个人包车到很远的地方种植物,我们出书救救水八仙,把这些风物记录下来让大家重视。”

这是《汉声》对待每一本书、每一个选题的态度。在出书之前,他们并不会去算出一本书能卖多少钱。《汉声》创办人、总策划黄永松称,“我们不会做生意,只是觉得有需要就去做了。”而在台湾,这些就是他们文化的母体,是他们的根。在《汉声》北京办公室,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见到了72岁的黄永松。他身着淡蓝色布衣,面容清瘦,在地上铺上褥子,垫上凉席,打坐式地盘腿而坐,与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边喝茶边聊文化。他乐观地相信,“用传统的民间的文化唤醒现代社会迷失的人”的这一天已经到来了。

负责任地传,慢慢地承

文化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像黄永松和他的《汉声》团队所做的“小传统”文化。

“大传统”和“小传统”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于《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一种二元分析框架。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是在农村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

大传统文化有学者的著作论述,有各大博物馆的分类呈现;小传统文化则散落乡野,需要守护它的人下到田间地头一点一点拾起来,且做这些工作的人通常不被关注。当初《汉声》要做“苏州水八仙”这个题目让黄永松周围的朋友大跌眼镜,不过黄永松从中寻找到了意义。“大传统文化农村里的老太婆能看得懂吗?我们要做的是与每个人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小传统文化,对水八仙的关注与反思也就是今天苏州人如何对待植物、对待生态的问题。”

《汉声》于1971年创办于台湾,它的前身《ECHO》为英文版,旨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台湾经济起飞,人们开始富裕起来,于是有了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反思。“经济发展太快了,年轻人都向外看,要他们理解传统文化很难,应该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有朋友告诉黄永松。也有朋友在看了几期《ECHO》后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给自己人看呢?”

1978年,《ECHO》改成中文版《汉声》,意为“大汉天声”。

“古与今,东与西,我们是处在中间,处理中间通道的机构。如果没有中间通道,文明是断裂的。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中间负责任地传,慢慢地承。”黄永松语速平缓地向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起《汉声》要做的事。在这一过程中,黄永松和他的团队亲眼目睹地方的民俗行走在消逝中,年轻一代越来越扔掉传统的东西,但他们却甘之如饴。“做小传统文化工作就是这样一个规律,有时心情有点悲壮,但四十多年了我们一直在做,这就是意义的问题了。”黄永松说。

《汉声》早期出版过一套《中国结》系列丛书,它将这一中国民间编织艺术总结整理成11种基本结,14种变化结,并将之命名为“中国结”。“中国结”的名字借着《汉声》,由台湾传回祖国大陆,并进一步传遍全世界华人区。夹缬是一种流传在浙江苍南县一个小山村里的服装印染技术。2000年前后,黄永松为做夹缬的选题来到这个村子。夹缬作坊的主人说,现在人们已很少使用这种布料,他已经决定要打掉染缸关闭作坊了。黄永松于是在后来出版的《夹缬》一书开篇写下声明,呼吁杂志订户和朋友来认购夹缬,共同挽救这种即将失传的民间工艺。

说起《汉声》这样一步步地传承民间文化,黄永松用“小题大做”来形容。“传的工作,我们很认真,很仔细,小题大做,悉数求全。传的人一定要有责任感,把它整理、传播出去。承,要很好地理解传的东西的内涵。放在那里它不承也没有关系,但明天也许会承,后天也许会承。”

寻根

黄永松祖籍广东梅州,客家人,出生于台湾桃园县,自称“离开大陆已有200多年了”。自祖先移民台湾,到了他已经是第八代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的一两百年间,一拨又一拨的大陆人迁移至台湾,其主体是泉州人、漳州人和客家人。而他们的文化母体在大陆,他们的很多亲人依旧留在大陆。

《汉声》自1978年改成中文版至今一直坚持做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于是黄永松做《汉声》,有了几分个人身处大的文化领域,由家族的寻根继而上升到民族的寻根的况味。

《汉声》创办初期,两岸还处于隔绝状态。黄永松想了解祖国的事迹,看看小时候课本里读到的祖国的风物,就以香港为跳板。他常常跑到香港罗湖边界遥望祖国大陆,或者到香港的三联书店看看祖国出版的书,到裕华国货馆购买祖国各地的特产。虽然他想要找的东西都不一定能找到,但只有这两个地方可以去,可以此为窗口来了解祖国。

待到台湾同胞可回乡探亲,黄永松借此机会做了“寻根系列”,主要内容为台湾的泉州人、漳州人和客家人。“我自己就是客家人,客家人是不得已而移民,所处位置比较偏僻,发展上没有那么喧嚣,所以晴耕雨读,文化气质比较丰富。如今,随着人口流动和迁移,又有谁不是客家人呢?我们是同文同种,对大陆的感情与对自己的感情是一样的。我经常回到老家去祭祖,去寻找我们的根据地。”黄永松说。

做完“寻根系列”后,随着两岸关系进一步松动,《汉声》采编团队进到大陆,开始了一期又一期着眼于大陆祖国文化的选题。2004年,《汉声》在北京西坝河畔的一栋公寓里设立了办公室,注册为“北京汉声文化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黄永松在其中的工作室,木桌横亘着年轮,瓷器茶壶格外精致,再加上各式的民间小玩意儿,满满的摆设使整个屋子越发透着来自岁月深处的厚重与积淀。

在《汉声》操作的众多选题中,调研“四菜一汤”让黄永松印象深刻。“四菜一汤”是位于福建南靖县书洋乡上坂村田螺坑自然村半山坡上的一组建筑群,由方形的步云楼、圆形的振昌楼、瑞云楼、和昌楼和椭圆形的文昌楼组成,为黄氏族人聚居地。黄永松一行到了当地,正在往山下走时遇到一个年轻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我们山下的都是乡亲,都姓黄,不可以随便进去。”“我也姓黄。”黄永松说。“你是哪种黄?”“江夏黄。”“祖训是什么?”“骏马匆匆出异乡,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须荐祖宗香。但愿苍天垂庇佑,三七男儿总炽昌。”黄永松熟练地背出了祖训,年轻人听罢,立马帮黄永松一行提行李,热情地招待他们。黄永松对此表示:“这是过关的密语,当时那个年轻人简直就要过来抱我了,传统文化的东西让我们认祖归宗了。”

民间守望者

《汉声》创办44年,已经是一个有口碑的老品牌,图书多次获奖,甚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之最”之“给内行看的最佳出版物”。黄永松本人也被英国BBC授予全球“传承的英雄”称号,被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评为“中国民间守望者奖”。

面对荣誉,黄永松很淡然,他甚至认为老头子不用拿奖,应当多奖励年轻人。这些年,他时常感到“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现在很多人没有把传统的东西搞清楚,就把老东西当缺点,把它推开,不去面对,不去学习,这样就很麻烦。”黄永松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守望传统的民间文化。

2006年,《汉声》着手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库”。它把《汉声》自创办起做过的所有题材做成条目储存起来,“今天用不上,明天后天可能用得上。”这样做除了方便检索,黄永松强调更大的功能在于反思,“知道已经做了哪些,偏了哪些,还缺哪些。”

黄永松还注册成立了财团法人汉声文教基金会,自任董事长。汉声文教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汉声》的收入,它在大陆资助了清华大学中国乡土建筑研究所和东南大学中国民间艺术研究所。《汉声》以预支稿费的形式提供经费,让老教授可以带着学生去调研,调研结果由《汉声》出版。“这样的形式可以在调研工作中培养年轻学生,也丰富了《汉声》的编辑团队。”黄永松说。

如今黄永松已经拥有多重身份,杂志出版人、基金会董事长、公司总策划等,但黄永松并不看重这些。“这都没有什么,只是登记一个公司行号需要有个头衔,社会上要挂你的名来定位。”他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最认同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坐在你面前和你聊文化的老头子”,“聊文化我最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