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几乎每个慈善项目都可以在网上发起募捐，不像中国这么需要监管，因为慈善机构自身的监管和信誉是其最具价值的财富；我们非常关心未来慈善立法可以开放到什么程度。
“这不是一个很小众的群体，但是大家对他们的认识很少”，国际特奥会东亚区总裁顾抒航说，智力残障人士数量占全球人口3%，也就是说全球有2亿人是智力残障，这是个不应被忽视的群体，他们同样需要社会认同和公平机会。
每两年一届的特奥世界运动会是公众认识这个特殊群体的大舞台，此外，智障人士鲜被关注。除了操办特奥运动会，国际特奥会作为一个NGO组织，平时还注重从健康、教育、社群建设等角度解决智障人群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开展了特奥大学计划、特奥家庭支持联络网、特奥运动员健康计划、特奥教练员培训班等相关活动。
为鼓励智障人士与其他人沟通，更加融入社会，国际特奥会正在大力推广一个面向青年人的传播计划，叫做“Play Unified”，提倡以特奥融合运动为核心，鼓励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和智障运动员一起参加小型的运动项目，例如篮球、溜冰等，使他们平等相待、相互沟通和包容。
2014年四月，“国际特殊奥林匹克东亚区高级顾问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担任名誉主席，来自企业界、文化界、体育界的多位业界领袖担任了顾问委员，为国际特奥会在东亚的发展提供咨询建议。
和其他国际NGO组织一样，国际特奥会在中国的推广同样面临外部的政策和生态环境限制，资金的来源和使用考验的不仅是NGO组织本身的运营能力，更需要社会机制的创新和配合。
在内部如何完善志愿者组织架构、增强项目的系统化和持续性、创新等问题也是横亘在NEO组织面前的难题，NGO组织自身的能力也有待提高。
根据官方最新的统计数字，中国的智力残障人士数量是8500万，这不包括偏远地区未统计在内的数量。
记者：国际特奥会除了特奥运动会外，还有哪些项目？
顾抒航：国际特奥会是特殊奥林匹克组织的最高监管机构，是一个国际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我们的工作是为智力残障人士服务，不仅仅帮助他们参加运动会，还包括健康体检、加强教育、寻找工作机会等等。
两年一届、夏季冬季交替进行的特奥世界运动会是我们的定期项目，2007年曾在上海举办。除此之外，我们的项目还包括特奥运动员健康计划，为智障人士提供体检服务，检查视力、牙齿、平足等，并提供营养提升的课程。
目前我们正准备大力推广一个面向青年人的传播计划，叫作“Play Unified”，提倡以特奥融合运动为核心，鼓励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和智障运动员一起参加小型的运动项目，例如篮球、溜冰。在这个项目中，运动员和融合伙伴年龄相仿，组队后共同参与训练和竞赛，互相可以有很好的沟通和互动，帮助智障人士更好地融入人群。
北京和上海的一些优秀高校也推出了“特奥大学计划”；为运动员创造和提供机会的“特奥运动员领袖计划”，使其在运动场内外担当领导的角色；此外还有面向智障人士家庭的“特奥家庭支持联络网计划”。
记者：国际特奥会进入中国后，和中国政府的合作形式是什么？双方在理念和沟通上有哪些磨合？
顾抒航：国际特奥会的发源和注册都在美国，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在当地设置一个自己的特奥组织。中国特奥会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组织下面的一个分支机构,残联相当于是我们的合作者，同时需要接受和遵守国际特殊奥林匹克的章程。我们在国际上或者国内的一些活动，会通过残联的帮助落实运动员。
我们和中国政府的合作关系比较顺畅，但是也存在问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下设残奥、特奥等多个机构，特奥受到的重视程度还不够。特奥的运动会是唯一不计金牌总数的运动会，我们强调更多的运动员参与。在选拔过程中，我们会通过分组把能力相当的人放在一起比赛，使每个运动员参赛和拿到奖牌的概率最大化，且对每个人都有奖励，对第六、第七名还授予缎带。
然而，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大多是“金牌主义”，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会获得非常大的奖励，因此教练员和地方政府都会把更多资源放到竞争性项目中去。
现在很多特奥的训练中心和残奥在一起，但特奥运动员只有在要举行世界运动会时才会开始训练，平时很少在这么专业的运动场馆里见到特奥运动员。人们在思想上非常重视特奥，但具体的行动未必如此，因为它确实受到利益影响。
记者：全社会对智障人士的关注程度还不够？可以怎样加强？
顾抒航：金牌主义是一个较大的影响因素，使政府在资源分配上相对少地考虑特奥。另外，相比给予智障人的关注，人们对肢体残疾的支持更多。
中国对智力障碍者的特殊教育做得不错，有一些轻度智障、中度智障可以随班就读，但就业是个问题。在美国，包括BOOZ ALLEN这些咨询公司都愿意在前台雇佣智障人。在中国，有的企业按规定也需要雇佣一定比例的残障人士，但有很多企业宁可被罚款也不愿意提供就业机会给这些力所能及的残障人士。
其实很多智障人士的工作能力相当不错。例如那些简单重复的操作，他们工作反而更加认真负责。他们其实是非常纯洁的，没有那么多急功近利的想法，所以特别讨人喜欢。
目前，一些一二线城市有职业培训的项目，一些地方残联和福利机构也会投资企业，为智障人创造就业机会。我们希望更多企业认识到他们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贡献。
记者：还有哪些力量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你们希望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加强这一块的工作？
顾抒航：残联层面能做的是加强智障人士的培训。国际特殊奥林匹克有个基本的要求，一个特奥运动员每周在社区需要有一次训练的机会，每十个运动员应该配备一个教练员。
中国现在是26个运动员分享一个教练员，导致运动员得到的训练质量也比较低，事实上有一些地方可能连这个比率都做不到。
在残联的组织架构中，人手是重要问题。如果每个市的残联能有1到2个人专职做特奥工作，局面会有根本性的转变。
另外我们呼吁的就是给予智障人士平等的社会机会。比如就业，如果政府能够率先做出表态，比如政府机关的一些收发室、传达室或者小超市里面雇佣智障人士，那会是释放给社会的一个强烈信号，表明这些人可以发挥社会作用的。
记者：在中国，国际特奥会募集资金的方式是什么？
顾抒航：国际特奥会在中国仅设立了一个代表处，因此不像官方的基金会那样能在中国进行公募和私募，很多情况下我们会跟有外汇能力的企业去合作，直接将善款捐赠至我们美国总部,但是专款专用到中国的项目。
另外，我们也和一些基金会开展合作，它们有专项账号，我们有项目需要做的时候，有一个审批程序，在经过它们的理事同意之后钱才可以汇进来。目前我们中国代表处的运营资金都来自美国总部募集来的资金,因为我们在中国有募款的限制,同时国内企业和个人都希望捐款用于具体项目而不愿意用于机构的运营。
在中国筹的钱只能在中国用，我们不反对，但我们是国际机构，业务范围是遍布全球的，面对这些制约我们只能通过提高运作模式的效率来解决，我们有完善的监管体系和足够的公信力。
当然也有若干个在中国有工厂或分支机构的美国公司，希望能在中国做一些项目，他们给资金时会指定做哪些特奥项目，经批准后我们就把资金交给中残联再一起合作，流程非常复杂。
记者：在募资方式方面，可以有哪些创新？
顾抒航：中国在募集资金方面的监管比较严格。在美国，慈善组织的募款是在网上发起，靠小额资金来支持，几乎各个NGO组织都是如此，通过这种方式筹集几千万美元不是难事。
全美的几百万个慈善机构都各具特色，以不同理念吸引了各种人群。这种使用数字媒体来进行线上给予的方式，未来如果中国在微信、淘宝上能做起来，对募款的工作和组织影响力的提高都有很大意义。
在美国，几乎每一个慈善项目都可以在网上发起募捐，不像中国这么需要监管，因为慈善机构自身的监管和信誉是其最具价值的财富。
此外，在中国，作为一个非官方的慈善机构我们没有资金去做广告来推广社会项目，在这种环境下，要发动社区和支持者非常困难。
无法成立基金会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在中国成立一个独立的基金会，允许我们自己募集资金，会有质的突破。因此我们非常关心未来慈善立法可以开放到什么程度。
记者：现在民众的捐赠心态比较复杂，你们有哪些体会？
顾抒航：红十字会郭美美事情发生之后，大部分捐赠款项都变成了定向捐赠。
这说明捐赠人更加理性了，但是对我们来说，如果募集来的资金只能用于某一个项目，没有人愿意捐赠NGO组织本身，那么我们的办公室运作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就会变成巨大的问题。
国际特奥会乃至整个全球组织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全球募集资金每年在八千万到九千万，相当多部分是由捐赠者指定项目投放。
但是机构也需要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组织成员的领导力发展以及员工培训。目前我们的行政费用占到总体费用的15%，如果我们还想再增加人员做更多事情，比如宣传、构架志愿者网络、调研等工作，就需要更多的投入，但是很多捐赠人不愿意支付这部分资金。
很多人往往认为，NGO的工作人员怎么可以拿这么高的工资呢？但是，要让聪明、能干、有经验的人来服务于这个领域，确实需要投入。我们的成员目前的薪资水平还是比较有市场竞争力的，但我们必须把队伍人数降到最少才能维持稍微高薪的水平，一旦放宽我们可能无法承受，这也导致有很多有能力的个人超负荷的工作，最终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事业。
记者：企业捐赠有哪些变化？
顾抒航：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主要是外企，比如波音、瑞银、可口可乐，他们的合作意识非常强，虽然每年资助不多，但会长期参与项目。我们现在希望突破的是中国的企业，相较从前，国内企业在观念上的接受程度普遍提高了。
有一些民营企业愿意同我们合作，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具有可信度。但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要接触到它们非常难，很少看到它们和民间机构合作。但我觉得一个大的国有企业如果要跟国际接轨，很重要的一点是扮演国际公民的角色。
在捐赠方面，很多企业有自己的想法，比如我们要办个针对西部地区的融合活动，但是对企业来说，那里的人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消费群，他们就不愿意这个活动在西部办，而是放到发达一点的地区。可是，对我们来说，一线城市的智障人士受到的关照和机会已经相对较多，我们希望覆盖更广阔的地区，关照到落后地区的智障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