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中国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中，你是罕见的“知止”之人。与很多怀有把企业无限地做大做强的企业家相比，你显得淡定从容很多。我们想知道，游学哈佛和剑桥各一年中，你对美国和英国的慈善有哪些独到的观察？
王石：我并没有特别地就两国的公益慈善做过深入的观察，但有一些自己的感受。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公益慈善是最活跃的，慈善资本主义兴起，企业家大规模介入慈善。英国的慈善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它与美国的慈善有某种联系，却又有某种不同。与美国相比，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慈善领域有很多传统的因素。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是英国的皇族、贵族在慈善领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戴安娜王妃、查尔斯王子等，都是非常重视慈善的。比如说查尔斯王子，他有十几个公益慈善基金，据说他的80%的时间是用来打理慈善事务的。在他们看来，身为贵族、皇家人员，带头做更多的慈善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不知道你在剑桥大学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你在英国有没有参与一些慈善活动？
王石：应该说我在剑桥是很低调的。就是因为受邀参加了一次慈善活动，很多在剑桥的中国人知道了我也在剑桥。这里面有很深的渊源。万科与英国权威的房地产机构—英国建筑研究院（BRE）在2011年就达成了合作，联手打造北京绿色建筑公园。我在参观英国建筑研究院时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它们有一项业务是保护英国的传统民宅、古建筑。其中的几个项目，就与查尔斯王子基金会有很紧密的合作。万科对这一块比较熟悉，以后有可能会在传统民宅、古建筑的保护上做一些投入。去年圣诞节，英国建筑研究院组织聚会，我被邀请参加。很多得知我受邀参加这次聚会，好像一下子对我另眼相看了。那是英国建筑研究院联合查尔斯王子基金会、剑桥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利华公司在白金汉宫举办的慈善活动。在英国，受邀参加这个活动似乎意味着莫大的荣誉。它一方面肯定你过去的慈善成就，同时也鼓励你在未来做更多的慈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刚才你更多说的是美国、英国两国在公益慈善上的差异。我们知道，美国的慈善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你看来，当下两国在公益慈善方面有哪些共同点？
王石：一说到美国，很多人就会想到“平等”、“自由”、“企业家精神”等词汇。企业家的确在美国的慈善事业中，特别是环保领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美国财政部前部长亨利·鲍尔森，此前是高盛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董事会主席。英国慈善的特点之一是皇家、贵族的慈善力量强大。美国和英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科学家在慈善领域扮演着很显著的角色。在我们一般人看来，与政府、企业家、慈善家、皇室、贵族等相比，科学家在慈善中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美国和英国在慈善建设过程中，比较早地看到了科学家的能量。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纵观英国、美国的慈善发展路径，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王石：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还处于“大政府、小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之一是，政府在公益慈善领域扮演主导地位。现在该考虑向民间过渡了。应该说，企业家的公益慈善自觉已经逐渐形成，企业家已经被动员起来了。但科学家的声音还比较弱，科学家在慈善领域，特别是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是应该重新去审视的。引导更多的科学家进入公益慈善领域，可以增加中国公益慈善的理性成分。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学是社会变革时期的显学，经济学家的地位很高，发声很大。但我认为，在慈善领域，包括科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等都应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构筑一个多元发展、多元价值的慈善生态。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开始拿出部分财富，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有的甚至把慈善做到了海外，承担国际责任。你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打算？
王石：是这样的，万科有自己的公益基金会。我自己则在1988年就放弃了股权，把它作为万科公益基金会的种子基金。当然，除了股权之外，每年还会进行一定量的捐赠。这么多年来，我找到了做慈善的感觉。能力有大小，你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就行，你是企业家当然要尽企业家的能力。这就是你应该扮演的角色，不要过多地想着这事别人应该做的，政府应该做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作为企业家，你在参与公益事业，也在不停思考，这些年的参与和思考，你觉得企业家参与公益组织的管理，可以给公益组织带来哪些创新？
王石：最主要的是企业的一套组织原则、动员力量。从某种角度来讲，NGO除了非营利之外，还要求组织的动员效率、透明度、规范化，和企业都是一致的。在这方面，企业家理所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如果企业家不发挥作用，NGO会走得非常缓慢。
企业家做NGO也有局限性，企业家做组织既有资金动员力量，也有媒体动员力量，筹款本身并不是很难。但是应该看到，做公益、做慈善，本身就是公共参与，不仅是出多少钱的问题，出多少钱都不能取代义工扮演的角色。即使企业家有钱，你捐再多的钱，跟把民众动员起来的力量和义工的力量，那是没有办法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