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拓荒者，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公益慈善领域辛勤耕耘，他仅凭着10万元的启动资金，就打造了一个后来家喻户晓、闻名世界的项目——希望工程。为实现“让农村孩子人人有书读”的美好理想殚精竭虑，建立了中国人为改善教育落后面貌而付出爱心的丰碑！
当希望工程发展壮大时，徐永光却选择了“功成身退”。他告别了希望工程，却没有告别公益事业。他不断地发表文章，推动公益慈善体制改革，传播新的公益慈善理念；他不断进行社会调查，开展理论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公益模式。在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他便联络了70多家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在第一时间，共同发表抗震救灾的联合声明，推动公益慈善行业的联合与共同行动。他和朋友们一起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把支持民间公益事业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实施银杏伙伴计划，发现和培养中国公益事业的接班人。他联合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的基金会中心网，是中国公益慈善组织透明度提升的里程碑……
徐永光，中国公益事业的拓荒者，在功成名就之后，迅速地转变成了这个行业的布道者；而在他的身后，更多的年轻人变成了30年前的他……
善为国者需务实
创立希望工程，拓荒中国公益慈善行业
1949年，徐永光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他还没学会说话，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他和他的4个兄弟姐妹一起，依靠母亲给人缝补浆洗的微薄收入，艰难地在社会的底层挣扎、生存。他8岁才上学，而所获得的优惠仅仅是学费分期与减免。他做过少先队大队长，是全校的第一个共青团员，还曾是个“红五类”的红卫兵头头，后又因“站错队”，被关起来毒打；他当过兵，做过班长，退伍后又做了修理工。他满脑子都是创造、革新和读书，而这个“读书梦”，又因“张铁生交白卷事件”而破灭……
新中国的前30年，革命大于建设，务虚多于务实。底层社会的惨痛经历，让徐永光更了解什么是建设，什么是做实事。
“我是温州人。温州的文化传统是务实。”他说，“南宋时期，温州地区(南宋时名为永嘉)儒家永嘉学派的大师叶适说：‘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这个文化传统影响至今。全世界的温州人，你很难找到一个混日子的。他都要做事！”
务实而不务虚。也正是这种流淌在徐永光血脉里的文化传统，促使他后来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下海”创业，创立了后来家庭喻晓、闻名世界的希望工程。
1986年，已经是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徐永光到广西的少数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他在大瑶山里转了两个多月，结果令他震惊！
“新中国成立已经30多年了，而贫困地区的穷孩子们生活、教育条件等，仍然和当年的我一样，没有得到太多的改善，甚至有些地方的条件比我年少时更差！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初中生，250名学生中，小学一年级学生71名，五年级7名，辍学率达90%以上。很多地方的穷孩子，到了三、四年级时就不得不辍学，而其原因仅仅是交不起区区几十元的学费！不仅如此，他们的教育条件也很差：校舍透风漏雨，有的甚至连书桌、文具都没有；教师少，文化素质总体不太高，而且常常领不到工资，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另谋生计……那些穷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必须学会像大人们一样面对残酷的现实！”徐永光对当初的感受仍然记忆犹新。
“贫困地区经济落后导致教育落后，教育落后又导致它的人才缺乏，人才缺乏又导致经济与教育得不到提升，无法解决贫困问题。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徐永光说，“但当时国家还很穷，要国家加大投入不太现实。”
从广西大瑶山回来之后，1987年至1988年，在整整2年时间内，他在研究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同时，大量研究了国外解决青少年发展问题的一些做法，最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办基金会，动员社会力量为青少年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但是，共青团的工作比较务虚，主要工作是对青少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而不是解决贫困儿童失学这一实际的社会问题。要实施，要务实，那就得摘掉“官帽”，下海。
1989年3月，徐永光做出了他人生道路的重要决定。
凭着团中央支持的10万元启动资金，徐永光创办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当年10月，希望工程项目正式启动。
1990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欣然为“希望工程”题名。数年间，数以亿计的爱心人士陆续参与其中。至2008年初，希望工程项目就募集资金逾35亿元人民币，资助贫困学生290多万名，援建希望小学13000多所，捐赠希望书库、希望图书室13000多个，培训乡村教师逾35000名。其筹集公益善款额度之高，救助贫困学生、援建学校之多，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堪称奇迹。
此前，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公益慈善项目。在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出现以后，非政府、非营利社会组织及其项目也不断出现，并且不断延伸、发展、蔓延。从儿童到妇女，从贫困到残疾，从环保到医疗，从社区服务到公共福利……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由此发轫，而希望工程也成为了一面公益慈善的旗帜，一个标杆。
善为国者不务虚。徐永光，这个务实的温州人，凭着这一系列辉煌的成就，成为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拓荒者与开创者！他在中国公益慈善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义利并举谋发展
告别权力，自省批判，推动公益慈善回归民间
希望工程是中国人民为改善教育落后面貌而付出爱心的一座不朽丰碑。1997年，一项希望工程实施效益的独立第三方评估结果显示：在全国30个省会城市对16岁以上居民的入户调查中，知道希望工程的占94%，而为希望工程捐过款的占63%。
1989年，在一片公益事业的极为稀缺土地上开拓公益事业，并推广一个人们从未听说过的捐款项目，而且还要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唤醒一个民族的爱心与慈悲，让那些并不富裕的人们踊跃捐款，希望工程立项之初的筹资难度，可想而知。它后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徐永光归功于三个原因。一是时代的变革，二是项目的设计，三是社会的参与。
他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公益慈善迎来一个‘国让民进’的时代。之前，公共事务曾经完全是政府的事情，慈善组织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因为改革开放的推动，政府放开一些权力，让开一些空间，支持民间力量能够参与一些公共事务。这时候，出现了一批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
后来的10年间，这些基金会，包括徐永光的青基会，相继推出了很多公益慈善项目，并在政府支持和公众参与下获得了成功，而希望工程则是一个难以超越的成功特例。
徐永光说，“全世界公益慈善的项目选择，有三个最聚焦的点，第一是教育，第二是贫困，第三是儿童。希望工程把这三个焦点全都聚集在一起，而且浓缩在一个项目上，不可能不被关注。所以，那个时候，希望工程的发展挡都挡不住！有时候，我们感觉是被社会推着走。”
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公益项目能设计得如此完美，更何况它规避了一切敏感的问题，比如：宗教、政治和战争。也正因此，几乎所有领域都对希望工程欢迎和放行，几乎所有人都对希望工程倾注爱心……
也有极少数人发出了质疑之声：“教育是国家政府的责任，为什么还要发动社会来承担？”徐永光的回答是：“做公益事业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因为国家穷，老师工资都发不够，怎么可能拿钱给失学儿童发助学金呢？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发动社会力量来救助贫困失学儿童，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徐永光的身体里始终流淌着永嘉学派“义利并举”的文化血脉。一边是公益理想的“义”，一边是社会现实的“利”，包括企业捐款的动机里面包含提高产品美誉度，在利他的同时为企业挣得更多的利润。义利并非水火不相容，完全可以并举和兼得。
希望工程是徐永光的成功之作。但是，1997年，他突然提出，希望工程要转型，嬗变，甚至要结束，把它“送进博物馆”。
“国家提出来，要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他说，“我们如果还要做，有政治风险的。”
让他更有危机感的是管理风险：“希望工程已经到达顶峰，几乎没有加分的空间了，而出任何一点问题，就是减分，甚至要从‘天堂’跌入‘地狱’。见好就收，功成身退是最明智的选择”。
事实上，徐永光的如意算盘难以实现，希望工程和其他一些公益组织的项目实施让政府看到公益慈善的好处，并被看成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结束希望工程，已经不是徐永光所能决定的了。
从2000年开始，徐永光坚辞中国青基会秘书长，经过一年多努力，终于如愿。当然，他没有退出公益慈善行业，而是寻求更大的平台推动行业的发展。
他与时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何道峰、中国青基会秘书长顾晓今以及商玉生等人共同推动了非营利组织信息中心的建设(今天基金会中心网的前身)，努力推进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建设，开发了非营利组织自律准则。2005年，徐永光从担任副会长不足一年的中华慈善总会辞职，与同为温州人的好朋友周庆治一起创办了南都公益基金会，致力于支持民间公益发展。如今，南都公益基金会已经站在民间公益行业引领者的地位上。
徐永光离开中国青基会之后的最近10多年间，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生了很大变化，慈善体制的行政化倾向和垄断加剧，一些地方政府借慈善之名的“以权谋捐”愈演愈烈。头10年，徐永光的文章和言论几乎都是对公益事业的正面探索与讴歌，很少有难听的话；后来，他所持的鲜明立场是：“公益慈善是民间属性，应该回归民间！”对“官办”慈善弊端的批评毫不留情。
他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垄断民间慈善资源的所谓“慈善风暴”，论其本质是以权谋捐，属公权力对私人财产权的侵害；观其过程是绑架民意，伤害爱心；察其后果是把民间慈善国有化，让政府一家独大，掏空社会，搞死慈善。他不断把习近平总书记“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告诫作为武器，呼吁政府不能越俎代庖，更不应滥权无度，把慈善当“肥肉”来吃。
在慈善“国让民进”的时代，徐永光乘势而进，成为了一个开创历史的拓荒者；而在慈善“国进民退”的时期，他又勇于自省和批判，继续进行艰难、持久的精神拓荒！
智者敢为天下先
倡导公益市场化，探究公益经济学
在徐永光看来，公益行业的行政化和垄断化，造成了大部分公益资源流向了政府，民间得不到，最终导致中国整个的民间公益的发展羸弱。“整个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对GDP的贡献非常小，只有0.1%，而美国是10%，相差100倍！”
徐永光认为，对社会组织发展公益行业发展的有效供给不足，是现在公益行业存在的最主要矛盾，也是推动民间公益和行业发展的有最大阻碍。
而造成公益有效供给不足的最重要原因是制度障碍，他问：税收制度已成为公益经济发展的桎梏，有没有算过公益课税政策的得失账？公益信托法律出台13年未落地，让富人巨额财产捐赠无门，该谁来管？慈善机构逾千亿存量资产投资增值难，面临缩水，损失几何？还有，教育、医疗和养老机构占全部民非的七成以上，投资几乎都来自私人，但出资人不享有财产权，不能分红，不能贷款，不能办分支机构和不予免税。“五不”政策遏制了数万亿社会投资进入上述领域。他的结论是：制度闸门不开，公益财源不来。
事实上，徐永光的根本立场是建设性的。最近一个时期，他不断撰文阐述“公益市场化”和“公益经济学”，给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开出了“药方”。
他说：公益市场化理念，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助人自助，自助者天助”的思想。在美国，慈善家卡内基120年前在《财富的福音》中给富人的忠告是：“与其给一个人施舍，不如帮他攀上通往生活之峰的梯子”；洛克菲勒则认为“从财富中获得快乐恐怕就是源自帮助他人的能力”。近二三十年来，用商业创新手段做公益，解决贫困、环境等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运动在全球蓬勃兴起，对传统慈善观念和运行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公益市场化渐成潮流之势。
针对公益行政化倾向，他指出：民间公益慈善属于个人权利范畴。公益行政化是权力导向，市场化是权利导向，唯有尊重民意，培育爱心，按照市场规则办事，才能构建良好的公益慈善生态环境，把公益市场做大。而这种自由选择的权利，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资源，推动整个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解决诸多政府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并且还可以“让社会组织与政府和企业能够形成一种伙伴合作的关系；让公众更积极地参与这个行业，让社会更加和谐、健康和安定。”
徐永光对他的“公益经济学”充满了信心。他说：“中国未来的公益慈善，一定是每一个人自由的、快乐的选择。”但在他看来，要达成这个理想，至少需要继续努力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为什么？”我们问他。
“那么多年以来，整个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存在两个致命的瓶颈。”他说，“一是合法性的瓶颈。做慈善，要有政府背景的才能做，甚至出现民间非法行善的怪现象！二是资源的瓶颈，没有政府背景的草根组织很难拿到资源。”合法性的问题，一直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才开了一个口子，而到了十八大以后才得到了根本改善。在他看来，目前最大的瓶颈主要是资源不足。此外，行业内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人才短缺问题，社会心理和文化的问题……要解决这一系列的瓶颈和问题。需要很长的建设过程。
时不我待！理想是干出来的！徐永光不是一个空谈“公益经济学”的理论家，更是一个躬行践履的实干家。在他身上，“义”与“利”是统一的，“知”与“行”也是统一的。他说：
“我这个人特别崇尚自由，特别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
敢为天下先，这是永嘉学派的传承、温州人的创业精神。
2008年5月15日，在江西井冈山——中国红色革命的发源地，徐永光接过了北京奥运会的圣火，向前奔跑……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和平革命”，发源于他的拓荒之举；而他的批判与建设，也在一路撒播着自由的火种，传递着爱与希望。他是一个引领公益走向新时代的火炬手。
急流勇退正其时
创办南都基金会，支持民间公益发展
2007年5月11日，南都公益基金会经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徐永光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事业。
“当时，我和周庆治讨论认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应该关注中国社会转型期和城镇化进程当中的社会问题。而其中，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比较突出。所以，我们设定基金会80%的筹集资金用于这个方面，并且选择民间公益组织的优质项目，同时以此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他说。
基金会成立后，徐永光随即推动实施“新公民计划”。此后5年，该计划覆盖了全国18个省市地区35个农民工子女教育服务领域，完成了191个公益项目，荣获中国民政部举办的“2008年度中华慈善奖”之“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奖，被媒体称为“徐永光的第二个希望工程”。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徐永光一夜没睡。第二天，在上班的路上，他不断地打电话，通知在北京的一些基金会和草根NGO负责人一起到南都基金会商量对策。当天上午，就在他的办公室，《抗震救灾十万火急，灾后重建众志成城——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联合声明》拟就，当天有70多家民间公益组织共同签署了这项声明。
“那天晚上，我在看电视新闻报道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判断：这一次，民间组织如果不主动参与，那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这个时候，不能等国家是否批准了！”他说，“过去公益部门是分散的，大家各干各的，但5·12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转折：一个公益行业在中国横空出世了”。
也就是从5·12开始，在中国，一个新的行业从零散汇成潮流，从地下走到地上，浮出了水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徐永光，在时代的召唤下，成为了创造这一历史的领导者。
5·12之后，徐永光加大了与同行的合作、研究与沟通。他发现，南都基金会应该有更大的投入来推动这个行业发展。于是，2009年之后，一个新的战略规划出台了。
这是一座推动全行业发展的“战略大厦”，有着清晰的层次结构。它的使命是支持民间公益，愿景是人人怀有希望。使命与愿景是一个高远、雄伟的屋顶，而支持它的则是三大支柱：宏观性项目、战略性项目与特定公益领域项目，而这些项目的策划、设计与甄别，又源于大厦底层的基础性研究，即：关于政策与行业的宏观研究，以及关于具体领域的微观研究。
在这座“南都战略大厦”上，理想的“义”与公益的“利”再一次得到了并举和并得；而与“义利并举”相辅相成的，则是把思想落实于行动的“知行合一”，即专业化。
“对这个行业来讲，专业化非常重要。正确的理念是一种专业化，对社会问题的了解判断，找到资金的使用方向，项目实施后的评估，还有法律的支持等等，这些全都要专业化。你着重于哪个领域，就要提出它的专业化知识，最后才能做到高回报、高产出。”他说。
这是他对人才的要求，对基金会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所要资助的对象的要求与期待。在新的战略规划确定之后，南都基金会又有了新的行动，相继推动了多个资助型计划和项目。
2010年，南都基金会启动了“银杏伙伴成长计划”，涉及城市社区发展、健康扶助、劳工福利、农村社区发展、青少年教育、生态保护、性与性别、NGO支持、志愿服务等9个领域。一共资助了银杏伙伴48人，遍及全国17个省市；与此同时，还影响了326位银杏伙伴候选人。
2011年，南都基金会又推出了“机构伙伴景行计划”，对民间公益机构提供不少于3年的机构发展资金，进行战略性投资。
这两项计划凝聚了徐永光的20多年的公益理想，他欣然命笔撰写了一副对联“银杏伙伴胸怀天下脚踏实地共同成长携手创未来；机构伙伴德仰高山道择景行筚路蓝缕戮力启山林；横批:心向往之”。景行计划的命名和这副对联，都受到司马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影响。
此外，其他项目也在进行之中，比如：“5·12 灾后重建资助计划”，资助“公益组织孵化器”、“《草根组织的价值与功能研究》”等项目，建立常数为1000万元的“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基金”，发起成立“中国基金会4 . 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举办多个公益论坛、会议和活动，等等。
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只有1亿元，但5年以来，在南都理事会的运筹帏幄下，南都资助发挥了公益行业“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探索了一条中国式资助型基金会的发展道路。
“中国3700多家基金会，但定位资助型的基金会不到1%。也许只能以个位计！”他说。
民间社会组织供给不足，在徐永光看来，这是制约行业发展的突出矛盾。而这种状况现在越来越严重。“从2007年到2012年，国家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增加了2.03倍，从2000多亿上升到6000多亿，这些都是政府自己在用；但同期，社会组织的GDP份额却下降了18%。这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觉得公益慈善行业在增长，问题是，你是在增长，但你没有跑过经济的增长，没有跑过GDP，反而在缩水。”也正因此，在2013年，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计划经济思维，吞噬社会组织成长空间。”
一边是支持民间公益，创办资助型的基金会，引导资源流向；另一边从行业理论的高度，推动体制改革。为此，徐永光获得了行业与社会的肯定与尊重。2013年，在第九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上，他获得了“2013年度责任人物”称号。
中国的公益慈善，从政府到民间，从行业到组织，从精英到个人，还有很多粗糙、无知、混乱、无序的地方。作为公益行业的先行者、建设者和布道者，徐永光依然感觉路漫漫其修远兮……
功成弗居大智慧
执着奋斗30年，迎接中国公益春天来临
徐永光说，他于经济学是外行，但用数字说话让人清醒、理性，故这些年他一直在研究公益发展的各类数据，乃至提出要搞“公益经济学”。
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待公益事业，也用经济学的手段来推动它的发展。徐永光早就在思在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收获了不小的非议。
在青基会做希望工程项目时，他就以商业推广的手法，向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工矿企业发出了13万封募捐信，后来，又将募捐信登在1991年5月25日的《人民日报》第八版上，一手策划了“新中国第一个募捐广告”，开了公益事业做广告的先河。再后来，募捐广告陆续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刊登，并且引起了地方报刊和文摘的不断转载，而此后中央电视台等电视媒体的跟进，更使得希望工程家喻户晓，迅速普及。
希望工程迅速做大，非议、质疑和诽谤也随之而来。1994年，香港《壹周刊》发表文章，无端指责希望工程“数千万拨款不知去向”、“港人捐钱无资料”……之后25个月，来自香港的捐款从每月100多万港元下降到了10多万。徐永光为此而与《壹周刊》打了6年的官司，并在法庭上接受了长达8小时的当庭盘问。虽然官司打赢了，但350万港元的赔偿无法弥补他和希望工程的经济与名誉损失。
10多年来，徐永光背负最大的恶名与罪状，是利用捐款去搞“违规”投资。对此，他颇感无奈。
“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面临‘制度风险’。”他说，“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基金会不能从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因此，一直到2004年，中国的基金会一直处于“零成本”运作状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打捐款收支的时间差，去搞投资增值。”审计数据说明，到2002年底，中国青基会投资的净收益是7400多万。“正是这些纯收益，支撑了希望工程10多年的运行。”
世界上几乎没有非营利组织能够“零成本”运行。但是，在青基会，徐永光做到了。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收益不仅支持了希望工程前期10多年的营运，而且在之后10多年带来了原始投资2倍多的收益，为中国青基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制度的缺失逼迫慈善家不得不在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弯路、出险招，公益慈善事业的公正不得不维系于慈善家的个人品质与道德自律上。在中国公益慈善行业里，大家头上都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徐永光看来，这是不正常的。另外，在中国，与制度风险相伴相生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社会的心理和文化，觉得做公益就可以喝西北风。”
他认为，这不是观念问题，而是不了解。“说这些话的人，他们是外行。慈善组织或基金会的钱有两种，一种是做项目花掉的，一种是暂时没花掉，沉淀下来的，比如福特基金会有100亿，哈佛大学基金会有300多亿，不能天天坐吃山空，他必须投资。你存银行是零风险，但资产会贬值缩水，你这是对公益资产不关注，要负不关注的责任！当然，公益慈善组织的投资必须谨慎。这又有赖于法律与制度的不断完善。
1992年，早在希望工程刚刚起步，徐永光还未成名之时，他就遇见了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南先生送了一句话：“谤随名高。”
多年来，面对种种非议和诽谤，徐永光十分坦然。 “南老第一次见面给的东西，我基本上都留下来了，可以说受用不尽。”他说，“当时，他还送我一句《道德经》里的话：‘功成、身退，天之道。’这句话还有另一个版本：‘功成、名逐、身退，天之道’。南老他送我的，没有‘名遂’。我非常接受。”
是的，他求的不是名，而是实，所以，在非议与诽谤面前，他退避三舍，不予理睬，求退而不求进。而在不断地“退”中，事业却在不断地“进”。
名退实进。这是一种大智慧，贯穿了他30多年的奋斗。
1989年，他退出体制，创办青基会，推出希望工程项目，成功地为民间公益事业拓荒；此后，众多公益项目在中国出现，中国慈善行业迎来了第一个辉煌时期。
2001年，他逐步从青基会引退，倡导行业公信力建设，呼吁慈善体制改革转型，再一次站到了引领行业发展的潮头上。
2005年，他又退出中华慈善总会，创办南都基金会，为支持民间公益探索道路，为中国培养未来的“公益领袖”……在他的召唤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于为人类谋福利的公益慈善事业，成为了30年前的他！
2013年，徐永光辞去三年前创办的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接任。人们判断，何道峰又是一名引领行业进步发展的火炬手。
徐永光在为《新京报2013年度公益报告》所做的序言中，以少有的乐观认为：“2013年，中国民间公益在改革转型、创新发展中取得诸多进步。尽管公益的‘民间指数’还未有大突破，但这一年无疑是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民间公益发展最有亮点、最具理性、能让人们从纷乱复杂的现象中寻求方向、燃起信心和希望的一年”。因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他宣称：“民间公益的春天，来了！”
功成而弗居，知止可以长久。这就是徐永光的人生与事业。他说：“现在做事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可能会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徐永光，这个中国公益慈善行业的拓荒者与布道者，虽然已近65岁，功成名就，但他还将在公益慈善领域继续拓荒，继续布道，继续他的朝圣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