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东曙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在一本财经杂志上，年轻人看到茅于轼和汤敏创办了富平家政学校。两位经济学家的初衷，是想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在他们看来，关键一点是要让农民能在城市里扎下根来，为此，他们办了这个名为“富平”的“保姆学校”—取自谐音“扶贫”。
富平学校登上杂志的时候，这个公益项目正面临招生和经营的窘境。学校招收的五十多名学生中，大部分还是茅于轼在山西小额信贷试点时结下的老关系。
电话那头的沈东曙决定投身这个社会创业项目，帮助富平学校渡过当时的难关。他说，另一个吸引他的理由是，茅于轼先生的人格魅力—“他不怕做小事，也不怕这个小事永远是小事。”
社会企业
第一次去拜访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却是以争论开始的。两位经济学家看问题，着眼于用市场经济的方式，解决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沈东曙的想法却更为务实，他提出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招生的问题。
争论的最后，汤敏先生撂下了邓小平的“猫论”—年底如果用沈东曙的方法招到200个人，就算他“赢”，他的思路有效，那么也就可以把机构放心地交由他运营。
沈东曙陪着茅于轼先生去了合肥，与安徽省政府正式签署协议，由地方扶贫办出钱补贴部分学费，由妇联负责招生。按照沈东曙的办法，富平学校果真“起死回生”—到了2004年底，该项目在安徽贫困地区的受益人数达2000人。2003年底，富平学校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的关注和肯定，河南、湖南、甘肃等省份陆续加入到这一项目之中。
富平学校从此有了一位年轻的校长。12年里，沈东曙开始带领一群年轻人，实践着老学者们的试验，同时，也开拓着“老人们”由于时代和精力制约而尚未探知的领域。“社会领域的事情，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好像能把你所有的储备都用上，并且让你不断地满足好奇心。”
从事公益的前3年里，沈东曙几乎都没领工资，“3年是一个约定，我本来就是想全职做。首先要给自己一段时间，确认我是不是真的想做。一旦包括我在内的管理团队全职投入后，我们就应该领工资，让成本真实化。”
投身公益之前的沈东曙，还做过中信集团国际经济咨询公司的资深顾问。他把中信视为一所“商业学院”，“活生生把MBA和EMBA课程都上完了”。如今，他更希望用企业家的方式去经营公益，他给自己的定位是：社会企业家。
在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观念里，同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市场意识—这种观念移植到公益领域，变成了用较小的投入，带来更多的社会效益。
作为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试验田，富平学校从2004年起开始在规范的治理结构下运作。茅于轼和沈东曙邀请柳传志、吴敬琏等企业家和学者来担任理事，把此前的小额信贷业务也装进富平学校，方便组织化管理。
也正是在2004年，一些美国朋友告诉沈东曙：“你们这些人的意识是一种社会企业家精神，可以把自己叫作社会企业。”
“把创始人的人格‘组织化’”
“社会企业”的概念介于企业与公益之间，说到底，它是一种特殊的“NGO”—它可创造利润，但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将利润再次投入项目，以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内核还是公益性的。
在富平家政上积累了信心，富平开始更多地投资社会企业。2008年9月，富平与联想控股等企业，共同成立了富平（社会）创业投资公司。不到一年后，公司投资的第一家社会企业—“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正式挂牌。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富平所做的事与传统慈善项目的区别在于，它“授人与渔”而非“授人与鱼”。沈东曙不愿界定哪种模式更好，他不想“用A否定B，用B否定C”，“不会一种方式包打天下”，他认为，针对不同的社会需求和受益人群，有时候你给“渔”更好，比如渴望职业发展的年轻家政服务员;而有时候则给“鱼”更好，比如耄耋老人。富平做的事情，取决于它的受众定位—有能力发展却缺乏机会的人。所以，它倾向于让劳动者受到帮助的同时，增长自我发展能力，显得更有尊严。
2010年11月，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成立。在其理事会和监事会名单中，既有吴敬琏、资中筠、张维迎等知名学者，也有林荣强、丁健、马云、任志强等企业家。
如今的乐平，更愿意把自己定位成伙伴式的社会投资机构，但内容却一以贯之，仍是茅于轼的那句“为穷人办事”。
在乐平公益基金会资助下，旨在以创新方式改善农村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学前教育质量的社会企业“千千树”成立。他们研发出了全套的适合农村幼儿园使用的幼教教材，并在北京的郊区创办了“千千树儿童之家”幼儿园进行试点，目的是让优质学前教育惠及农村幼儿园的孩子们。
寻求与政府以及其他资源之间的合作，再一次成为了沈东曙和他的团队的法宝。千千树在湖北丹江口的推广取得了政府层面的支持，市长表示愿意再拨出50万来给千千树做教师培训。
做不一样公益的沈东曙，秉承着学者们“用较小的投入，带来更多的效益”的设想。
沈东曙曾说：“开始时人们会因为茅老师等名人，来关心理事会的组成，而不是你做什么事情。但是总有一天，人家会忘记你们的理事会而看你们做的事情。”而他和团队所做的事情，正是“把创始人的人格‘组织化’”。
培养中国公民慈善家
沈东曙说，富平学校的前10年发展，强调的是“慢”;而最近两年开始强调“快慢结合”—当然这种变化源于自身的定位，也源于环境的改变。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作为富平学校联席理事长的汤敏，依据富平“民办公助”实践模式，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建议从政府层面支持家政服务行业以解决就业。
也正是2008到2012的4年间，政府对家政行业的日益重视，商业家政培训学校的日益完善、体面就业以及工资水平的日益提高，让家政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社会企业的使命是实现某个社会目标。但当这个社会目标实现后，自己活不活得下去，还有没有必要活下去就成了一个问题。”“从我们现在来看，前面两个项目，小额贷款和家政，都已经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使命，所以这两年正在找下一个社会使命。”作为校长的沈东曙，也开始为富平寻找“2.0模式”，将它们称为“两条业务线”：一是，通过建立社会企业的新型投资基金，投资社会企业，继续为农民和农民工群体提供服务并创造平等发展机会;二是，鼓励更多对公益感兴趣的中产者成为公民慈善家，来支持公益组织的成长。
沈东曙常说的一句话是：“先做能做的，后做想做的。”2009年，他们就先做了一件事，与日本社会企业家藤田和芳的守护大地协会展开合作，将日本的有机种植模式本土化改良为“生态信任种农业”模式，并推向中国。
沈东曙带着藤田先生和守护大地协会的同事们访问中国各地，看到的情景与早年的日本十分相似—农民为了追求效率和收益，超标使用化肥。于是，他们自己建起有机农场，为未来加入的农户做示范。
对于现在的沈东曙来说，更重要的则是如何让更多的中产者加入公益领域，培养中国的公民慈善家。2013年，他的团队开始引进美国的SVP（社会创新投资伙伴）模式，让更多中产者投身公益—会员们可以在不断了解自己身边的社会问题及公益组织的同时，用自己的时间、技能和金钱支持这些公益组织，双方共同建立一个美好生活的社区。
沈东曙谈起自己当年给茅于轼打去电话的经历：“如果当时中国有SVP这样的机构存在，会帮助很多像我这样处于转折期的人，找到新的梦想着力点。”
